公司配资炒股 1955年全军授衔时，有5名开国中将差点被授上将，分别是谁？

1955年9月27日公司配资炒股，北京中南海怀仁堂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出席授衔授勋典礼。台下，一批身经百战的将领穿上崭新的军服。肩章上的星数，不只是荣誉，也对应着资历、职务、战功和组织评价。

这次授衔，并非简单按照战场名气排座次。军队级别、任职经历、红军时期资历、建国后的岗位，以及个人长期表现，都被放在一起衡量。于是，一些战功显赫、声望很高的将领，最终被授予中将。

“打仗勇猛，就一定能评上上将吗？”有人曾这样理解。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。1955年的军衔评定，讲的是综合标准，不是单看哪一场战役打得漂亮。

王近山便是典型人物。抗日战争后期，他担任八路军第386旅旅长。解放战争中，他又担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，是刘伯承、邓小平麾下的重要将领。后来参加抗美援朝，仍然表现突出。

论战场经历，完全称得上“虎将”。然而，军衔评定时，他的任职级别和革命资历，与上将标准仍有距离。尤其是红军时期的职务，他担任师级干部时已经接近全面抗战前夕，和一些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担任军级职务的将领相比，起步确实晚了一些。

更不能忽略的是，王近山性格刚烈，指挥作风强硬，历史上也曾因工作作风和组织纪律问题受到批评。战功可以加分，却不能完全抵消其他方面的考量。正因如此，他最后获得中将军衔，并不等于组织否定其贡献。

王必成的情况，又有不同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已经是新四军的重要军事干部；解放战争中，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，是粟裕倚重的将领之一。孟良崮战役发生在1947年5月，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，王必成所部承担了重要作战任务。

王必成、叶飞、陶勇，常被并称为粟裕麾下的几员悍将。叶飞后来授予上将，王必成却是中将，因而民间一直有“他对此不满”的说法。这个说法缺乏可靠依据。现有材料显示，王必成并没有因为军衔问题公开闹情绪，授衔后还曾穿着中将军服与家人合影。

有意思的是，未被授予上将，核心仍在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任职级别。当时上将名额和评定标准都受到严格控制，战役贡献再突出，也不能单独决定最终结果。

郭化若则属于另一类将领。他长期从事参谋、军事理论和教育工作，曾在毛泽东身边参与军事研究，是我军早期军事教育与理论建设的重要人物。许多作战原则、训练方法和参谋工作规范，都留下过他的努力。

但授衔制度对“战场带兵经历”同样看重。郭化若虽有深厚的军事素养，却长期在机关和后方工作，担任的军队级别也没有达到上将通常对应的兵团级。因此，他被授予中将，更多体现的是评定标准的差异，而不是贡献大小的简单排序。

莫文骅的经历，带有政工干部的特点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长期担任兵团政治委员，在部队组织建设、思想工作和后勤保障方面发挥作用。1952年军队干部评级时，他被定为副兵团级，这一层级直接影响了1955年的军衔评定。

关于未能成为上将，民间还附会过一些说法，把原因归结为地方工作成效或个人态度。这些说法并没有足够确凿的材料支撑。可以确定的是，他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干部建设方面的作用，不能用是否佩戴上将肩章来衡量。

廖汉生的名字，则常常引起更多讨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担任国防部副部长。这个岗位上，许多同僚是大将或上将，廖汉生却是中将，因此有人觉得他的军衔似乎偏低。

但职务相近，不代表授衔依据完全相同。在西北野战军时期长期担任重要职务，建国后也承担了繁重工作。关于他是否主动要求降低军衔，历史材料中存在不同说法，不能轻易下定论。较稳妥的判断是，他的军衔结果与当时的级别评定、名额安排及个人资历共同有关。

1955年授衔，既有粟裕、徐海东等主动谦让的情况，也有少数干部对评定结果存在疑问。但绝大多数将领接受了组织决定。军衔是一套制度安排，不是对一生功过的全部裁判。王近山、王必成、郭化若、莫文骅、廖汉生五位中将的经历，恰好说明了这一点：战场上的声威，必须经过资历、职务和长期表现的共同衡量，才能落在肩章之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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